但民主政治是众人决定，或者至少也应是多数人决定，这与专制政治形成鲜明对照。

美国自诩是世界上信息自由流动的发达国家，｛2｝其国内的学者们就曾直言不讳的表示：权力的本质已经由资本富裕（Capital－rich）转变为信息富裕（Information－rich），｛3｝P164美国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将会使21世纪成为最辉煌的美国世纪。【摘要】加密技术是影响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掌握加密技术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实现信息安全和获取信息优势。

论文除涉及他自己的加密技术成果鼻息（Snuffle），［12］还有与论文相关的，以C语言写出的两个程序的源代码，以及一个有助于实现前述成果的操作指南。同年12月6日，法院就第二个争点判决：ITAR以事先限制（Prior Restraint）言论自由的形式违反了美国宪法。｛5｝P4所以，对美国在加密技术的立法管制演进史予以研究，将具有现实意义。超越美国堡垒‘最终认为：修复既有的管制体系不是终结它，而是要在认清国家同时面临风险与机遇的现实基础上推进改革。参议院和众议院之所以内部都有分歧，不仅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谁占据了多数席位，也不仅因为议员代表的势力集团谁更具影响力，还因为美国国会在自由与安全这两个立法价值面前，长期以来采取了保守的立场。

而该国进入信息社会的同时却因为不掌握核心技术而将自身的信息安全托付给美国，到头来必然会丧失获取信息优势的能力。所以，也正是美国政府主导下的磋商机制，实际上帮助美国在信息安全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考虑到他们作保是受母亲所托，即便是为财产管理人作保也没有差别。

[29]共和制时期，罗马法始终坚持认为希望不能转化为受益人的请求，但自奥帝起，遗产信托被赋予强制力（Inst. 2, 23,1; 2,25 pro.）。这种将寄希望于受赠人的信义的非要式死因赠与行为，称为遗产信托（fideicommissum）。[5]参见胡吕银：《民事错误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对女性的费用偿还请求是法律所禁止的利益，主张对法律的错误不会使该利益起死回生。

他指出，关于非债清偿的案件分歧比较严重，而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正是分歧的原因，该区分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毫无用处，此时应以帕比尼安的意见—是导致逸失利益的错误，还是导致现实损失的错误—作为标准。[2]胡建勇：《意思表示错误之范围分析》，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6月27日C03版。

这些论断究竟出自罗马法原典的何处，或者是否真的出自原典，由于周枏的著述中未标记出处，一切不得而知。[31]（五）小结罗马法中，法律错误的救济条件比事实错误严格。这里，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没有区别。但是，若他明知债务不存在，则丧失返还请求权。

此后，Tregendes的重过失等同于故意的思想更加强了Ac-cursius的观点，因为根据Tregendes的思考，倘若所有人都知道法律，行为人怎么可能证明只有自己不知道呢。在这个意义上说，非债清偿的案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错误，因为即便允许行为人撤销清偿的行为，也不妨碍法律秩序的实现。See Honoie, Gains，Oxford 1962, pp. 21-26.[26]参见春木一郎： SabinianiとProculiani，载《法律学経済学内外論叢》第5卷5号（1906年）第6页。学者开始意识到，人皆知法不仅在事实上不可能，在维持法律秩序上也未必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这种情况不属于法律错误，而是事实错误。另外，只要不是违法行为，他们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遭受不利。

例如，某人误以为自己还处于父权的支配下，但实际上他已经是家主了，此时误解也不妨碍他取得遗产。争议在于，保罗在大段引用拉贝奥的话之后却评价说：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

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19] Norr认为确定性指有限性或终局性，原因是罗马法上习惯不是法源。即便在区分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领域，法律错误也并非一概不救济，至于救济标准，各家众说纷纭。涅拉茨也认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应予区分，理由是法律的确定性。[10]错误的条文散见于《国法大全》的各个角落，唐晓晴教授在《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与制度渊源》一文的附录中整理了出处。此外，泰伦提?克莱门斯的意见最不公平的就是，相对于拥有‘知的人而言，同样的‘知对他人有害，或者说，一个人的无知使他人获益（Terentius Clemens, D. 22. 6. 5）和乌尔比安的意见对于不知道某一事实的人，过分的无知是不允许的，但也不要求细致入微的探求：因为，‘知应当评价为，既排除过分的懈怠和极度的散漫，又不强求如告密者一般的好奇心（Ulpia-nus, D. 22, 6, 6）都涉及人类所应有的知的问题。

D. 5, 3, 25, §6中，乌尔比安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根据法务官告示，恶意占有人—知道财产不属于自己的人—即便在纠纷之前就已将占有物消耗殆尽，所有权人依然可以主张原物返还之诉，恶意占有人须返还物的价值。左翼学者Menger甚至讽刺说，现如今，文明国家的法律塞满了图书馆，没有哪个人能通晓—哪怕是粗通—整个法律体系，要求所有的国民都知道法律是一切法律拟制之中最可笑不过的……该拟制所能达到的效果，无疑就是使下层阶级群众在受到法律迫害时更无助。

[9]这里是《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关于错误的条文最集中的两处[10]前者由十条法学家意见组成，分别出自保罗（Paulus）、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泰伦提·克莱门斯（Terentius Clemens]、乌尔比安（Ulpianus）和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著述，而后者由13条谕令组成。[2]令人错愕的是，法官认为张某咎由自取的理由不是知法推定、私法秩序或动机错误，而是诉诸罗马法的传统。

比照尤里安的意见，彭波尼的态度就明朗多了。本法所谓应识或应知，指基于过失的不识或不知。

[23]然而，根据Voci的研究，这里彭波尼只是在重述尤里安在《学说汇纂》第35卷第1章中的意见而已。但是在法典编纂时，针对个案的结论被抽离于案件之外，成为抽象的命题，堆砌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中。或者，他可能以为自己有权取得遗产而实际上有比他顺位在先的人。即便在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形成之后，非债清偿型的案件也是最先被反思的。

案件是这样的：A公司向X（原告）购买了一批蔺草，X还未履行完A就破产了，A的破产管理人Y（被告）依据德国旧《破产法》第17条写信给X要求继续履行，结果导致X的价金债权从普通破产债权（Konkursforderung）变成可全额请求的财团债权（Masseforderung]，反而增加了破产财团的债务。这里，尤里安在就受赠人对遗赠条件的成就与否的错误和财产取得之间的关系陈述立场。

Papinianus, D. 22, 6, 8：事实错误无害，哪怕是男性，也无关乎损害或是得利。下面是该法谚在罗马法上的原型：Paulus, D. 22, 6, 9：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这是一般性规定（regula）。

（三）彭波尼和尤里安的意见Pomponius, D. 22, 6, 3 pro：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jure suo），二者殊异。当案件的背景不再是时效取得时，结论就未必妥当了。

[21]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就确定性的含义存在一个交集：法律在数量上的有限性。[38]vgl. Lenel, Palingenesia iuris civilis Ⅱ, supplementum／Sierl, Graz 1960, S. 117, 140-141.根据Lenel的研究，D.41，3, 31的作者应是Pomponius, Paulus为编纂时的笔误。这种情况下，受托人（保证人）得不到来自错误制度的救济，只能在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之后向财产管理人提起无因管理之诉。至于原因，D. 22, 6, 4语焉不详，必须参考D. 41, 3, 31，因为两者在彭波尼的原著中系前后文关系。

二是，如果身为军人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有利于自己的谕令，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承认继承的期限（D. 22, 6, 9, § 1）。（四）对我国判决的评释—代小结在梳理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来龙去脉之后，反观引言中的我国判决，不难看出这是典型的非债清偿型的案件。

四、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前世今生就是这样一个依错误的主体（怎样的人）和客体（怎样的法律）而不断变动的、富有弹性的法律错误制度，在后世的继受过程中被加工成僵硬的法谚：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故意的错误（心中保留）当然无需救济，但重过失和故意之间能否轻易地划等号，实在值得推敲。

帕比尼安在D. 22, 6,7/8中所区分的想获利的人的法律错误和请求返还的人的法律错误，或可还原为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D. 16, 1, 6/7）和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D. 31, 79）。[11]本文所探讨的法律的无知有害的法谚脱胎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保罗的意见，因此本文以《学说汇纂》为研究的重心，必要时引用《法典》的内容。